在英国园林传统叙述的相关文献中，女性身份的缺席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尽管有证据表明，自有花园这一文化景观的出现，就不乏有妇女参与的身影。文化范畴的经典叙述显示出对于男性往往是精英人物的关注。特别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正式花园成为现代符号的代名词后，它们以知名大型花园的造园风格和精英男性园丁的地景设计成就为讨论重点，使得长期以来学界对园艺女性的存在着墨不多。庆幸的是，妇女历史作为一个主体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公众意识。学界在长期审视园林传统中的男性优势之后，开始将视线聚焦于女性这一性别群体。除了麦克劳德的开创性工作之外，仅仅在过去的30年里，诸如忒格斯·韦、斯蒂芬·贝宁和凯瑟琳·霍伍德等女性文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女性在花园这一文化场域的在场性。这些作品的出现证明关于女性和花园的学术研究使得女性身份在园艺叙述中渐渐被勾勒出来，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女性与花园的互动关系及其生活经历，从而打破了女性在园艺活动中的隐身性。不难发现，大部分的学术干预聚焦于近代早期特别是17、18世纪女性的审美经验，尤以诗歌文学类居多，专门针对19世纪特别是维多利亚时期园艺女性的史学视角则不多见。众所周知，英国是知名的绿色国家，园艺传统与园艺成就享誉世界。时至今日，英国每年用于园艺和相关产业的花费仍高达50亿英镑，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园艺风尚的大发展时期，英国在园艺领域的统治地位正值植物学和花艺学取得重大进展，妇女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故而，本文将对这一时期英国妇女的园艺活动从性别建构、文化参与、职业化进展等方面对其社会身份的塑造做一考察。

一、花园中的皇后：社会性别建构下的理想女性

景观是由文化观念和理想构成的活动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景观被构建为可以看到并且可被传达的社会世界。社会性别通常是文化上构建的描述理想行为的类别。空间所附带的意义可以通过与社会性别交涉在社会或文化上相联系的事物来确定。花园可以被用作一个重要的交流媒介和视觉强化的社会结构。女性作为社会角色能够拥有话语很大程度上是其在传统的花园历史范式中社会性别建构下“被理想化”的结果。

妇女与花园、花卉、园艺等共通的特殊关系，可以追溯到绵延数世纪以来的神话、圣经故事与艺术绘画。女性与植物之间的不解之缘甚至在神话传说中有迹可循，罗马神话中的掌管鲜花的女神费罗拉（Flora）其名字的拉丁语是鲜花“flower”一词的词根。在基督教的神话中，女性与田园的关系可以追溯至夏娃与伊甸园的传说。在中世纪西欧的艺术描绘中，女性的形象时常被刻画成为倾身植物的情态，似是在进行植物的播种与除草。常见的中世纪花园题材绘画还青睐于描绘圣母或身为王室、贵族的女性形象。这些贵妇往往身着华服，端坐或立于草坪上，周围鲜花环绕，样貌端庄。这一流行意象在中世纪的文化意涵中往往与圣母玛利亚与基督教传统中的“关锁花园”有强烈关联。在拉丁语中，“hortusconclusus”意即封闭的田园，圣经《雅歌》中所赞颂的关锁花园，就是封闭田园的典型代表。泉水潺潺的花园本身以及花园中的鲜花，如百合、玫瑰等，都被看作是女性的美德和童贞的一种隐喻。就某种意义而言，大部分中世纪花园艺术绘画的视觉呈现是时代所赋予的圣母崇拜的产物，强化花园作为高贵女性的专属领域，将之作为一个“展示”空间而非“劳作”空间而存在。

特别是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审美花园的出现标志着女性回归到一种装饰性的角色。尽管这一时期贵族妇女从事花卉园艺，种植药草有出于药用目的的考量，但从花卉的繁殖和栽培角度来看，园艺本质上仍旧是一种男性活动。精英女性对花植的“呵护”不是培育或是设计，而是一种基于表象的而非主导性的干预，她们的角色更着重于“欣赏”而不是“做”，体现的是社会上层倡导的文雅气质。由于花园与自然、休闲、美与爱情等议题的适切性，使得其空间阈限中的体化实践成为一种近在咫尺的文化资本展现。承载文化资本输出的花园与妇女产生出一种别样的共鸣：一面鼓吹女人对花园有“本能”的热爱，着力塑造妇女的“亲植物者”身份。一面又割裂她们的能动意识，女性往往作为花园景观的一部分融入其中，如果没有花园的衬托，她们则被看做花园美景中的默默他者，在花园这一盛大舞台中扮演边缘性的装饰角色。花园变成了贵族女性从时尚社会的退隐之地。对花园和妇女行为的视觉刻画构成了这个空间作为高度程式化的女性气质的复杂而正式的表现场所。